顶尖大学退出世界排名，中国学生为何陷入“排名信仰”？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维舟

又一家顶尖大学退出大学排名了。日前，苏黎世大学（QS排名世界第91）决定退出THE Ranking，因为该排名无法反映大学开展的各种广泛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在此之前，印度理工学院退出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理由是缺乏透明度。

更早之前，国内的三所名牌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也都相继退出大学排名，不再向国际大学排名机构提供相关数据。南京大学曾是第一所引入“洋指标”的大学，其退出决定尤其具有指标性意义，被普遍视为一种反思和改变。但问题是：反思什么？如何改变？

《摩登家庭》剧照

大学退出排名时，虽然说法种种不一，但总的来说大抵就是“评级方式存在缺陷”：排名指标本身有局限性、数据透明度和可靠性有问题、由于文化和地域偏见而无法真实反映学校的价值，如此等等。问题是会有完美的评级方式吗？毕竟任何排名指标都是有选择性的，数据的质量又参差不齐，不管排名机构如何努力，恐怕都很难搜集到百分百透明、可靠又被普遍接受的数据，并完全客观真实地反映所在大学的教育价值。

由于大学排名如此重要，这就难免会让人经不起诱惑去设法作弊，有时连老牌名校都未能免俗。2022年，哥伦比亚大学承认在班级规模、财务资源、毕业率等六方面提交了错误数据，从而将排名提升至第2名；同年9月发布的U.S. NEWS最新排名中，哥大跌至18名。随后，它正式宣布退出这一大学排名，终止一切合作，不再提供任何数据。

大学排名看着都是清清楚楚的各项指标数字，但实际上，所有指标的权重都是人为设置的。诸如师均论文引用、国际教职员工比例、国际学生比例，这些凭什么权重是5%而非20%或1%？完全一样的数据，但各项指标权重设定不同，就能得出全然不同的排名结果。特别是当最终分值很接近时，哪怕只是调整少数关键指标及其权重，都能显著地改变位次，这不仅可能导致违背常理的荒谬结果，也给操纵排名留出了不小的余地。

《生活大爆炸》剧照

2020年，全球四大高校排名榜之一的U.S.NEWS发布的榜单显示，曲阜师范大学在数学学科上名列全球第19，全国第1，竟然力压北京大学（全球第23），而山东科技大学的排名也超过了清华。这一结果让无数人目瞪口呆，网上有人嘲讽：“曲阜师范大学，这次彻底把大学排名给玩坏了”；“曲阜师范大学，凭借一己之力，搞垮U.S.NEWS这一老牌大学榜单的公信力”。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两所大学利用了规则的漏洞：在U.S.NEWS数学学科排名中，文献计量这一项指标就占65%，这一评价机制最看重的就是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的数量和被引用次数，但问题是它只能评估数量而非质量，一篇在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和灌水论文的权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只要一所大学拼命发相关论文，以量取胜，同时强制性要求校内研究人员相互引用论文，就能有效提升排名。有人因此总结出这样一个公式：疯狂输出水论文+本校师生相互引用=飙高的文献计量指标。

《二十不惑2》剧照

这些还需要挖空心思去编造数据或利用规则，等而下之者，则采取更简单粗暴的方式：买排名。《纽约时报》今年初就曾曝光，不少高校为了吸引学生、阻止入学人数下降和预算缩减，不惜投入重金去购买U.S. NEWS的排名“徽章”，获得“徽章”即得到排名认证。在最新发布的QS排名中，悉尼大学有六个学科进入全球前 20 名，36 个学科进入全球前 50 名，简直是“赢麻了”，但连它自己的学生都觉得难以置信，怀疑这只是“充值”带来的。

排名带来的好处太多，相比起来，为此花点钱似乎倒还划算，但可想而知，这会腐蚀大学精神，提供扭曲的激励，导致教育的异化。在苏黎世大学退出大学排名之后，由瑞士教育与研究国务秘书运营的网站universityrankings.ch就发出严厉谴责，由媒体公司运营的大学排名更倾向于角斗场式的竞争：

“他们喜欢以排名表的形式列出明确的结果，让胜者和败者在戏剧性的‘排名游戏’中相互竞争，甚至以过度简化或牺牲精确度为代价，排名的大幅波动甚至会增加这种戏剧性。这种排名不会影响运营商的经济利益，但很可能会给相关大学带来重大影响。”

《一起同过窗》剧照

这甚至不是“评级方式存在缺陷”的问题，而是评级本身就有问题：这意味着将商业领域的模式（诸如“世界500强”）搬到了教育领域，但一所大学应该这样吗？不可否认，大学的运作也需要依靠资金，需要招募师资和生源，甚至也有倒闭裁员，但可想而知，如果其运作都围绕着如何提升排名，那可能会让它越来越像一家成功、高效、赚钱但短视的公司，而不是一所有社会责任感、清晰使命感的大学。

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就曾指出，人文形式的社会探究，会导向对人类生活进行质性意义上的丰富探询，“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和定量分析将被视为工具，它们往往非常有价值，但它们本身是不完整的，如果没有对这些方法自身无法完整的人类目的进行更丰富的研究，它们就是不完整的。”例如，为促进技术和创业能力的发展，人文性、基础科学研究正被降级和挤压，但这种贫乏而缺乏创造性的观念，无法培养出良好社会所需要的成员，从长远来看，必将侵蚀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她更进一步指出，数字乍看上去客观理性，但其实隐含着强烈的评价性：“凡是可被衡量、可通约的，是可把握的、有序的，就是好的；那些无法被衡量的，是无边界的、难以捉摸的、混乱的、威胁性的，就是坏的。”然而，人类社会有许多最有价值的东西，或是模糊不确定的，或是不可量化的，“面对一个在其多样性与不确定性与人类的价值和选择一样的主题，一位关注秩序和进步的思想家应扪心自问，我们的生活领域是否可以，或者成为一种测量科学的领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剧照

确实如此，教育领域也有很多东西是难以量化的。且不说别的，几乎所有大学排名都将论文发表数量作为重要指标，然而，且不说这很难衡量不同论文的质量高低，更无法衡量大学的教学活动。在提升排名的KPI驱动下，国内一些高校给师生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结果是连教师也普遍将精力投入到科研上去，而常规、日常的教学活动则遭到了普遍的忽视，这还能把学生教好吗？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就曾批评国内高校过于看重排名，但“机构怎么排是机构的事，大学怎么办学是大学自己的事，大学办学的特色、传统、文化、精神等是无法纳入排名体系的”，这样急功近利地办学，最终就是“重学术研究，轻教育教学，不重视内涵发展和人才培养”。他认为，要建设一流大学，必须“始终把人才培养放在第一位”。恐怕也正因此，2020年以来，教育部一再明确重申，不得盲目采信、引用和宣传各类机构发布的排行榜，坚决不围绕各种流行的排行榜办学。

但问题并不到此为止。不管如何诟病大学排名，现实是：中国学生对排名还是挺有信仰的，事实上，一些海外高校之所以充值提升排名，目的之一就是吸引中国留学生。对学校来说，当然应该坚守教育本位，拒绝被商业所异化；但对学生来说，客观上有某种市场需求，那就是当他们一头雾水，不知道如何择校时，大学排名至少给了他们一种简便的指南，心里能大致有个底，就像不知道吃什么餐馆时，就看米其林餐厅指南。

《人世间》剧照

选大学、选专业，可比选餐厅更难得多，门道更复杂，就算花工夫了解，也未必能真正摸清。虽然现在也能找到一些信息，但大家还是不会报不会选，所以张雪峰这样的人物才有了市场；至于国际上的大学就更看不懂了，基本上纯靠留学中介和机构排名来进行筛选。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大学排名，那么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这种需求，让学生们有所了解？

也就是说，那中间有一块模糊地带，大学、排名机构、中介、家长和学生在这里或主动或被动地展开博弈。排名机构当然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QS在排名之外，还同时运营着以大学和学生个人为对象展开的咨询服务。加州伯克利大学就曾指出，“接受QS咨询服务的大学排名有可能上升”。韩国也曾有52所大学退出排名后传出内幕：很多高校为了提升QS大学排名，向它缴纳了不菲的广告费或被迫接受了其提供的咨询。

错的不是满足市场需求，而是原本应当恪守中立的评级，和商业性质的咨询服务，纠缠不清地混杂在一起。如果大学排名失实，那么对评级机构来说，其公信力所遭受的重创是很难挽回的；反过来说，大学排名如果不能够反映各高校的真实实力，那么就需要更专业化的咨询机构来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同学两亿岁》剧照

教育的确不应该等同于商业逻辑，但现实点，教育也并非和金钱不沾边，事实上，这对大部分家庭来说都是大笔支出，是对孩子人生的投资。《微小的总和：新精英阶层的消费选择》一书中直白地道出了这一点：“到了今天，光凭大学教育就足以定义和预测一个人的未来收入、职业和社会阶级。教育不仅至关重要，或许从长远来看还是具有最大实用价值的消费习惯。”

大学排名无疑有其价值，也无须废除，真正需要提防的是对它的迷信和权威化，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那只是供我们参考，但不是全部。上大学并不只是“购买一项服务”，真正的教育是延续一生的复杂过程，不是上个好学校、好专业就万事大吉了，这里面有着无数不可控因素，没有哪家评级机构能替你做出决定，只有你自己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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